从1978年到2008年，上海宝钢走过了一条从诞生到发展，从转型到再发展的前进道路。宝钢的年岁恰好与中国改革开放同龄，而它走过的这条发展道路，在某一些程度上能代表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腾飞的道路，也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进道路重合在一起。

  1978年3月11日，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建委、经委、上海市、冶金部《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县新建钢铁厂。同年11月7日，在上海宝山区月浦以东的滩涂上，宝钢工程打下第一桩。这个设计规模为年产钢、铁各600万吨的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为当时建国以来最大的工程立项。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4月20日，中央作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30条》)，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业交通企业试行；5月18日，中央批准国务院成立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以统一领导新技术引进工作。

  9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安排1979、1980年的经济计划。会议确定，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

  上述会议和决定虽然不是直接针对宝钢的，但从客观方面出发，假如没有这些经济方针政策的突破与创新，也就不会有宝钢的诞生。就在宝钢工程打下第一桩之后不久，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求大幅度提升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全会形成的以为核心的集体，承担起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提高生产力是为了扭转过去经济发展缓慢，实现经济快速地发展。众所周知，工业是经济发展的“梁柱”，而钢铁又是工业的“粮食”，没有钢铁支撑的经济注定难以起飞。1978年，中国的钢铁工业虽已具备一定基础，但我们平心而论，距世界领先水平还有很大差距。那时候，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已形成了从上至下的广泛社会共识，不过，究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快速有效转移，争议还颇多。

  宝钢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它与当时国内其他传统老钢厂的不同，也正因为这样的不同，才铸就了宝钢诞生的意义。宝钢一期工程的成套设备和技术，都是从日本引进的。在历史资料中可以查到，当时宝钢的技术引进谈判工作前后历时一年多，谈判对象牵涉7个国家的30多家厂商、100多个专业代表团。先后有2100多批，4500多人来华商谈。有两个数字足以让人惊叹：一是引进谈判13000多场次；二是消化技术资料、图纸达320吨。

  由选址到布局，由密集投入的资本规模到大量引进外国技术的建设方式，人类对于宝钢建设的争论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大家对改革开放的心态是从疑虑到认知，从认知再到期待的一段螺旋上升的认识过程。反对建设宝钢的声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始终存在，其中不乏当时国家机关的一些干部和科研院所的部分专家。甚至，宝钢的一期、二期工程也曾因争议而停建、缓建。至今仍可以让我们欣慰的是，在吵杂的背景音的衬托下，有一个声音坚定而响亮：“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它来自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宝钢的诞生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钢铁工业发展的基本格局，同时也奠定了人们的一个信念，打破旧有思路，敢于创新，让一切适应经济发展的形式为我所用，是改革开放一定要具有的精神。当时人们建设国家的热情如同炼钢高炉中钢水一样，仿佛永远都不可能冷却。宝钢建设与成长的过程也给所有人以启示：不管什么时代，前进与阻力往往同时存在，克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力量，解放并发展先进生产力，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坚持改革开放并使之深入进行下去，既是1978改革开放元年的历史命题，也是此后以国家强盛、经济腾飞为目的的改革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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